厉以宁社会和谐红利是最大红利唱衰中国不合适

厉以宁：社会和谐红利是最大红利 唱衰中国不合适

10月11日，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表示，社会和谐的红利是体制代表的，是最大的红利。国外唱衰中国，之所以不符合实际，是因为他们对中国有偏见，他们的偏见早就有，多数人是不了解中国，或者只看到表面现象。　　厉以宁称，中国的双重转型，就是发展转型和体制转型。从1978年开始，中国经历了双重转型，一个是发展转型，就是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。二是体制转型，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。这两种转型是并存的，是重叠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要想单独谈发展转型，那是困难重重。　　厉以宁认为，作为中国的转型，前提就是思想解放、理论解放。　　“可以看到，没有先例就需要探索，既然探索，用当时的话叫‘摸着石头过河’。摸着石头过河和后来提出来的顶层设计是不矛盾的，因为它们更有实用范围。任何改革初期都要试点，试点就是摸着石头过河。顶层设计是试点成功之后开始推广时需要中央做主决策，这样才能全面推广。”　　厉以宁指出，从改革开放一开始，中国经济学家是积极介入中国双重转型的研究，在全世界是没有的。这么多经济学家，都在围绕这个问题争论发展转型，争论体制转型、二元结构的转型。这打破了过去长期的经济学界争论的为中国经济增添活力，每个人都在各抒己见，都在探索之中，没有先知先觉者，大家都在探索，因为不知道怎么样一步一步使中国经济学发展起来。　　厉以宁强调，讲中国经济学积极的贡献时，不要妄自菲薄。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经济学家能够研究这么透彻的中国问题，而且是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，没有。但中国的经验未必都是成绩，中国人的道路蕴藏着极大的积极性。经济学家发现问题也蕴藏着积极性，这是自发的。“国外发表文献不解决中国问题。民间积极性的发挥是靠改革的转型发展起来的，因为改革与体制转型不一样。中国仍然在走自己的道路，国外的经验可以做参考，但是要以中国自己的经验为主。”　　“三个层次产生了红利，一个是原有的资源红利，包括廉价劳动力，包括丰富的土地，或者是比较丰富的矿产，这都是原有资源的红利。这在改革初期有，但以后这些红利就逐渐消失了。第二个红利是发展方式转变的红利，我们正在转变发展模式，体制要跟着改，要释放出新的红利。改革是最大红利，这个成立。再一个是社会和谐的红利，这个红利真正是体制代表的，这是最大的红利。国外唱衰中国，之所以不符合实际，是因为他们对中国有偏见，他们的偏见早就有，多数人是不了解中国，或者只看到表面现象。”厉以宁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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